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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资料里记载的曹操,哪个更接近你心目中的那个 ?

2019-03-14 14:22

《三国演义》

1.是日,帝在外殿,见郗虑引三百甲兵直入。帝问曰:“有何事?”虑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玺。”帝知事泄,心胆皆碎。虑至后宫,伏后方起。虑便唤管玺绶人索取玉玺而出。伏后情知事发,便于殿后椒房内夹壁中藏躲。少顷,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问宫人:“伏后何在?”宫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寻。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

且说华歆将伏后拥至外殿。帝望见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谓帝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甲士拥后而去,帝捶胸大恸。见郗虑在侧,帝曰:“郗公!天下宁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虑令左右扶帝入宫。华歆拿伏后见操,操骂曰:“吾以诚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喝左右乱棒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时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后人有诗叹曰:“曹瞒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献帝自从坏了伏后,连日不食。操入曰:“陛下无忧,臣无异心。臣女已与陛下为贵人,大贤大孝,宜居正宫。”献帝安敢不从。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庆贺正旦之节,册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群下莫敢有言。

2.“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人,怒气未消,遂带剑入宫,来弑董贵妃。——贵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怀孕五月。——当日帝在后宫,正与伏皇后私论董承之事至今尚无音耗。忽见曹操带剑入宫,面有怒容,帝大惊失色。操曰:‘董承谋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诛矣。’操大声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战栗曰:‘朕实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诏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操曰:‘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练至面前。帝泣谓妃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讫,泪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犹作儿女态耶!’叱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之外。”

《后汉书》

1.《后汉书皇后纪下》中记载几乎是一样的: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鸣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

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2.董贵人身怀六甲被曹操下令绞死也是出自《后汉书》: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

《后汉书》是一部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

《三国志·武帝纪》

1.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译文:(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一月份,汉朝皇后伏氏因过去给她的父亲前屯骑校尉伏完写信,信中说皇帝因为董承被杀而怨恨曹操,用词非常恶劣。之后信被发觉,皇后被废并处死,她的兄弟也全部被处刑。《三国志》没有记载曹操诛杀董贵人的事情。

2.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3.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三国志》是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并且较为真实地记录三国鼎立的局势。《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也被称为“前四史”。

节选文段描述的事件是:曹操杀死董贵人与伏寿皇后。历史背景:汉献帝为了从曹操手中夺回应有的权利,维护天子的尊严,向车骑将军董承发了一道“衣带诏”,命董承联络汉室宗亲及反曹志士,密谋铲除曹操。事情不久败露,曹操为了彻底消灭董承一族,更为了软禁汉献帝,于是命人将董妃勒死于许昌宫门外,诛灭董氏人等,并大大打击反曹势力。

建安十九年,汉献帝的伏皇后被诛杀,“下暴室,以幽崩”, 其罪名:“阴怀妒害,苞藏祸心”。之后,伏寿一家也被歼灭。究其原因,其一、伏皇后的家族势力,恰恰是汉末仅存的一股与曹操不合拍的力量,曹操必须将其剪除。其二、曹操认为,伏皇后并不是个甘于屈居人下,试图摆脱他的控制,而杀掉伏皇后之后,震慑并打击扶汉势力,威慑作用,杀鸡儆猴、敲山震虎,进一步巩固曹操的统治。

可见,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残忍与和奸滑性格在《三国演义》和《后汉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的笔中,曹操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积极入世,力图扭转乾坤,但又滥杀无辜,野心勃勃,一心想篡汉夺权;他机警聪明,博学多才,但又奸诈狡猾,阴险狠毒;他用人唯贤,执法如山,但又嫉贤妒能,总体而言将曹操描述为奸雄,洋溢着尊刘贬曹的气息。

而《三国志》是尊曹魏为正统。这是其没有记载曹操杀董夫人之事的原因之一。《三国志》虽记载曹操杀伏寿皇后,但言语中队曹操的做法仿佛抱有一丝丝谅解,至少不如《三国演义》和《后汉书》一般将曹操描述的那么奸滑。

此外,在《三国志》中,陈寿肯定曹操结束割据局面的历史功绩。陈寿认为曹操是“非比常人,是超过世人的杰出人才”,机警聪明,具有济世之才,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处,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同时,陈寿在《三国志》中也主客观记述了曹操狠毒、睚眦必报的一面。在如此描写之下,一个奸猾老练的弄权者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曹操对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对待能臣良将更是手段高超,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尽凸显,不愧为“超世之杰”。可见,曹操在《三国志》中是备受推崇的。

为什么两部作品中对曹操的评价有如此大差异?

笔者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其评判标准是自身所认同的价值观。同理,不同时代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其评判标准是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反之,通过研究不同时代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大致可以了解对应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各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导致各个时代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有区别。

顺社会主流价值观而行,则得后世的歌颂。反之,则遭礼教的批判。史书的撰写,多少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不同的时候背景之下,所成史书的感情基调也会有所区别。

《三国志》的编写需要考虑魏国甚至是晋国当权者的利益。且当时社会对儒家文化推崇远不及后世,故对曹操的道德批判较少。而《三国演义》与《后汉书》则是之后的演义作品,创作者们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所熏陶,曹操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性。

此外,我们不妨将曹操与关羽对比: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价值观是大多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关羽无疑是践行儒家精神内核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关羽“匡扶汉室”的行为符合儒家所认可的“正统”、“忠义”、“仁义礼智信”的入世精神。可以说,关羽的品行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所以他才能享古今之美誉。相反,曹操逆其而为,篡汉自立,奸诈狠毒,犯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忌,因而受到世俗的鄙夷,故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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